教改中的左與右
黃武雄 2010/3/27

這二十多年教改是成是敗?成了什麼?(例如立法禁止體罰、教師的自主性提高了、學生的自由度增加了、教育基本法也通過了)敗了什麼?(例如升學壓力依然沈重、學生心智沒有普遍得到釋放、獨立思考不被重視,創造
力仍被壓縮、多元入學變成增加低收入戶的負擔)?

    為什麼成?為什麼敗?

   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,什麼叫「成」?什麼叫「敗」?

    作為一個曾身處教改核心的人,我自認清楚其中某些關鍵,也寫過無數文章表達自己的看法。早在1995 年初,我已充分認識到主觀條件不足與客觀環境不良,教改的前途堪虞1。但這個評估採用的是我期望中的標準。在許多方面,十多年過去,國家控制是鬆動了,相對來說,個體的自由度增加了,教育事務的社會參與度也已提高。教改的這些成就,不能不加以肯定。可是教改仍有很長的路要走,當初教改的目標還渺不可期。

    到2010 年回顧教改的成敗,十五年前所看到的一些關鍵,確實牽動了其後的教改歷程。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,便是「左」與「右」的思想分野。台灣沒有『左思維』的土壤,這是二十多年來教改碰不到核心問題的思想困境。

    二十多年教改歷程,牽涉到無數複雜的人與事,我無意也沒有能力在一篇文章裡做總結。本文的目的,只想討論左右兩種世界觀,在教改實踐面上如何拉鋸衝突,而且我只選擇「廣設高中大學」的訴求,做為核心議題,因為這個訴求是否落實,涉及升學壓力是否紓解,教育能否正常化,更涉及人才培育是否迎向未來,對於教改後來的成敗,有決定性的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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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左與右的世界觀

 
    左、右之分,對我來說,不只是階級立場與對社會正義的支持度,而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。

    什麼是「左」?什麼是「右」?每個人心中對左右的印象,各有不同,讓我先做一番清楚的界定(請先拋開原有關於政治立場的左右界定)。

    「左」的世界觀,有幾個基本特徵:

    (一)結構性:很多現象彼此之間不是沒有關連的。相反的,這些現象都指向一種底層的結構,結構是根本的,結構問題沒有解決,現象很難普遍改善。
    物質與制度是基礎,觀念與文化現象是物質的延伸。事物的發展經常存在著某種規律,必然性遠大於偶然性。

    (二)變動性:世界始終在變動,沒有所謂永恆的東西。而且變動的過程,是以不斷辯證的方式在進行,矛盾與衝突反而是進步的動力。

    (三)後天性:後天因素的影響遠大於先天。

 
    相對的,「右」的世界觀則認為:現象經常是任意的。人的精神、意志與觀念便足以決定現象,決定世界的樣貌。觀念先於物質。現象為主,結構為次。

    事物的發展沒有所謂的「規律」。但世界先天的蘊涵著和諧、一致、完美、絕對而永恆的秩序,這才是不變的真理。人與人之間,在智力與性格上有顯著的,不可忽略的先天差異。

    「左」的世界觀,因認定變動性與後天性,而相信每個人都有高度的可塑性,不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優劣,有著不可跨越的先天差異,故重視「平等」,重視社會正義與公平。但因其蘊涵結構性與規律性,不慎便會落入專斷與教條,甚至以結構與規律作為遂行集體主義的藉口。

    而「右」的世界觀,因相信任意性與偶然,相信精神與意志,而相應的重視個人自由 (包含高度的經濟自由),發展出個人主義的精神。但因其深信先天差異,傾向階級分化與人力規劃,容易流為階級歧視、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2,而走向極右,變成種族主義、極權主義,使極右與極左只剩一線之隔。

    事實上,左與右兩種世界觀3的內涵,及其隨後的發展,遠比上述複雜,而且各自衍生出來無數的「變種」,或不同比例的「混血型」。甚至左與右,都只是相對的,可是明白指出左右兩種世界觀的原型,可以讓我們對人的思想行事,看得更真切。

    關於左與右的相對性,以「自由經濟」之說為例,相對於「福利經濟」而言,自由經濟是右,因為福利經濟重視「平等」的價值,尤其針對生活資源的分配;自由經濟卻容易導致貧富差異懸殊。但相對於「傳統封建經濟」來說,自由經濟卻是左,理由則是它直接面對「變動」;相對的,封建社會重視社會秩序穩定。

    弔詭的是,相對於前三種經濟制度,二十世紀共產國家所實施的「計畫經濟」反而是最右,因為它為了追求絕對平等的理想,卻違反事物變動的內在規律,用絕對的權力企圖把動態變成靜態4

    左與右這兩種世界觀各執一是,在歷史的進程中卻交迭出現,辯證起伏,編織成人類今日文明的樣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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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偏左的世界觀

 
    每個人都有世界觀,只是有的比較嚴整,有的比較零散,有的比較一貫,有的比較任意甚至自我矛盾,有的明白自知,有的毫無所覺。但幾乎每個人看問題做人行事,都被自己的世界觀所左右。

    基本上,我的世界觀偏左,但我認為連左與右都是相互辯證的。我相信很多時候現象底層都存在一種結構,結構問題若不面對,現象很難改變,但我不是決定論者5。尤其童稚世界無限,每一個人類的幼兒都充滿無限可能,每一個孩童都擁有天生的敏感、無邊的好奇、參與世界、體驗世界的熱情與原始的創造力。人是在他與世界無窮密集的互動中,變成他自己。環境不可能單向的決定人的樣貌。

    對於群體,我大體是唯物論者6。但對於個體,很多時候我則是唯心的,因為精神與意志在一定範圍內,可以改變很多事情。這是右派世界觀吸引人,而令人尊崇的觀點。因為這樣的觀點,使文學藝術的生命昂揚,為這沉悶的左派世界觀注入活泉。但是強調精神與意志,只能要求自己,不能拿來要求別人,不能變成說教。要求別人與說教,若結合權威,會壓抑多元的可能,並模糊結構的變革:以為每個人可以靠自己的精神與意志去解決自身的問題,而忽略結構上的限制,不再面對結構的缺陷。

    我相信世界不止在變動,甚且是發散的。人的世界,本質上是個「複雜系統」(complex system)7。誰都無法預測未來,未來有太多變數及不確定性,混沌現象無所不在。我從來不覺得人可以依照某條規劃好的軌道,走向「美麗新世界」。人的智慧頂多只能在這一刻,看出謀取共同福祉最好的「切方向」8,但下一刻的切方向,下一刻的路徑必須隨時機動調整。

    對於兒童,我不相信我們可以從他早期的表現,斷定他的未來。性向測驗義國家則反過來,思想哲學是唯物的,可是卻用唯心的方法要達成目標。於是資本主義存活下來,共產國家則一一衰亡或變質。可是資本主義加速發達,最後遇到的問題是,整套以「看不見的手」作為信條的理論,完全忽略了自然資源的角色,以致大自然反撲在即,人類文明到二十一世紀,將面臨極其嚴酷的試煉。

    只供參考,不能據此強制他對未來要走的路做出選擇。這是我反對在教育領域裡太早將人分類分等分級的理由。擴充教育資源,把餅做大,盡量讓每一個孩子,不分階級、種族與性別,充分發揮潛能,是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本份。相對於其他領域,在教育上的投資,雖長遠,卻最值得。

    「右」的世界觀,相信永恆與先天,始終希望世界是靜止的、時間停留,美化過去、懷念往昔。由於年華流逝,青春不再,世事變幻,引人感傷,因而孕育出美麗的詩篇、音樂、文學與藝術。

    因為變動把人推向陌生之境,造成不安全感,因此多數人趨向保守,反對變動,反對改革,除非生逢亂世民不聊生,或是遭受壓迫瀕臨絕境,人心才會思變。這是右派世界觀在歷史上一直成為主流的心理背景。

    又由於多數人看不到這複雜世界中潛藏的因果關係,會傾向於把命運,把許多難以了解的現象歸之於先天,因此「上智下愚」之說,一直深入人心。上智下愚,使得階級分化取得正當性,也使得分類分等分級的教育政策不易撼動。

    相信先天與永恆的世界觀,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主流,也是保守力量牢固的基石。人類思想史上,只有希臘亞歷山大時期、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,是少數質疑並批判這種右派世界觀的歷史階段。

    台灣沒有經歷過一場思想上的啟蒙運動,便搭著消費文明的便車,驟然來到反啟蒙的後現代時期。人的自由度增加,這是進步的,但後現代「各自表述」的精神,使得後封建社會保守的慣性,無法攤開來仔細的被檢視,「左」的世界觀更無機會萌芽。我一直覺得這是台灣今日教育改革,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扭曲變形、困難重重的緣由。

    左與右是相互辯證的,只右不左,結構不會改變,自然亂象叢生。
    二十多年來這一波波的改革,唯一成功的,只是威權控制的鬆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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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四一O教改偏左的訴求


    我一向認為教育者只是園丁,若說學生是花草,那麼園丁要做的是:耕耘出好的土壤,澆水施肥提供養分。至於花草怎麼攝取養分、怎麼長,那是花草的事。

    對於教改,我的看法亦然,要立即改造的,主要是教育大環境。教師與學生就像花草,他們怎麼經營教育現場,是他們的事,我們只提供養分。

    教育大環境就是底層結構,包含升學供需、校園環境與教育權力的分配。上層建築則為教材教法,師資,課程與家長觀念等。底層結構弄好了,亦即有了自在愉快而人性化的教育環境,這時良性的發展便容易向上滲透,花草也得以欣欣向榮。

    換句話說,營造好大環境,釋放學生心智是教改的第一要務。學生的心智要先從密集的考試壓力下釋放出來,從威權的管理控制下解脫出來,讓學生與教師有較好的互動,也有較多自主的空間,去嘗試錯誤、探索、思考、討論、閱讀,不斷打開視野、不斷思辨,這時才能發展出自己的興趣、學會獨立思考,使心智隨著年歲日趨成熟。同時,大環境營造好了,多元入學多元教材,才有可能逐步實施,因為這時人人有機會,學生家長就無須事事計較9

    另一方面,有了人性化的教育環境,學校裡教師(與家長)的觀念、課程設計、教學技巧等,便會慢慢發酵,慢慢成長。教育公部門要做的是:鼓勵有能力有熱情的教師,提出教學實施或課程改進計劃,就像大學教授提出的專業研究計畫一樣,予以補助,給予資源,使好的教師能伸展抱負,能精益求精。不求進步的教師,慢慢在這種積極正面的氛圍中邊陲化。這些計畫,涵蓋主題教學、合作教學、跨校專業教學討論、社區合作、PTA 等,激發教師參與教改的熱情,提高教學績效。教師的進修與成長,需在計畫實施的過程進行,而非由上而下,規定聽演講、記點數就叫做教師進修。同時學校社區化,師資自由化之後,教師會有外在壓力,促其上進。甚至像很多人所關切的,台灣半個世紀以來被壓抑的主體文化,也會在�� �樣的氛圍裡逐漸復甦,教育公部門只要提供一點資源,讓學校師生可以自由探索長久被遺忘的地方文史、生活周遭的物事,因為人認識世界由近及遠,是一種天生自然的趣向。

    這便是教改由底層結構向上層建築滲透的一個例子。

    1994 年,我與民間教改團體發起四一O 教育改造運動,提出的四大訴求,便沿依這樣的思路,其中「落實小班小校」指的是教育環境的改善,「廣設高中大學」談升學供需的調節,「制訂教育基本法」則在確立教育的主體與目的,以擺脫黨國控制,為的是把權力重新分配。這三者都是底層結構。

    「推動教育現代化」所包裹的眾多訴求,才涉及上層建築。

    當時我用「教育改造」,而不用「教育改革」,便刻意指向結構性、根本性的改造,而非表象的,或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改革。

    我不斷呼籲:四一O 教改的訴求,是結構性的教育改造。許多訴求相互之間環環相扣,缺一不可10。例如升學供需若沒有調節好,廢除聯考、多元入學、教材多元化….等等必然爭議不斷,連中小學社區化、私校定位等都會跟著扭曲變質。

    我深信人的能動性、人的主體性。每個人都有無限可能,一個好的環境、好的制度,能使人正面的力量充分發揮,一個壞的環境、壞的制度,則使負面的人性一一浮現。教改要營造的,便是好的教育環境,並為教育現場提供資源與養分。

    很多概念都要辯證的看,像「適才適性」一詞11,本來是教育者要因材施教,重視個別差異,求取每個人內在最大的發展,卻被很多菁英主義者拿來限制學生的選擇,對學生作分類、分等、分級,忘了「有教無類」。前者是「左」的觀點,後者則為「右」。同樣,「文憑主義12」「家長升學觀念13」也都因左與右不同的世界觀,而有不同解釋。

    我的觀點經常建立在偏左,但左右辯證的世界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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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來自右派的反對聲浪


    1994 年之前,教育權力完全掌控在當時還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手中,政治干預教育的現象,是司空見慣。少數民間教育團體如人本基金會、教師人權會、振鐸學會、主婦聯盟偶而發聲之外,右派的保守力量主導教育領域,左右思想論戰乏善可陳。

    1994 年4 月10 日,四一O 教改運動,集結數萬人走上街頭,首度站在結構性教育改造的立場,逼迫當局正視問題,進行權力與資源重新分配,作根本的變革。教育部在壓力之下,提出「說帖」,辯護其一貫的保守立場。

    四一O 的訴求之一:「廣設高中大學」,一經提出,立即招來王永慶及朱高正的反對。他們的訪談與文章,在中國時報皆以半版的篇幅大幅刊登,其立論不外是社會需要階級分工,在技術職場上,大學無用。這是典型的右派觀點。隨之而來,便是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的「高學歷高失業率」資料,在各報廣為報導14,喧騰一時,幾家大企業主管公開表示高學歷的人才眼高手低,高學歷不見得高效率。教育部也順勢打壓「廣設高中大學」的訴求15

    我認為教育部應獨立於經濟部門,守護教育者的本份:協助每一國民求取最大的內在發展16,不應急於效忠經濟部門。況且高學歷高失業率只是短暫的現象,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,成熟的現代公民自然會去創造新的行業,新的經濟榮景,不能倒果為因。朱敬一亦撰文,試圖破解「人力規劃調節大專招生」的迷思。早在1994 年初,張清溪即以實證論據說明高中職人力規劃的失敗。

    何明修17指出教改初期,人本主義者與自由經濟論者合力對抗「人力規劃」的舊保守主義,這個論點確有事實佐證。

    這是第一波的左右論戰。反對廣設高中大學的聲浪,來自右翼的舊保守勢力,隨後類似的批評仍此起彼落,大多在強化人力規劃階級分工的論點,甚至有人擔心一旦大學廣設,大家會鄙視技職,從此不肯動手做第一線生產線的工作,於是「養出一批批好逸惡勞、百無一用的閒民,帶來禍國殃民的大災難」。最有趣的就是這些抨擊,多半都要替「廣設高中大學」戴上一頂「文憑主義」的帽子18

    這是典型的右派論述。文憑主義這頂帽子背後夾帶著道德譴責,在論戰中使用這類看似中立的道德性字眼,不需多費唇舌,便取得大眾共鳴。其立論雖似是而非,不堪剖析,但反駁起來則大費周章。右派文化一向是主流,原因是「善」比「真」更容易打動人心,可是這種善經常是偽善。明明這是個文憑社會,文憑的後面是一大堆附加利益,不同等級的學位,不同敘薪。明明文憑畫出階級的分界,卻假裝沒有階級差異,還反過來指責說實話的人有階級偏見,並指責開放進大學的機會,是在鼓勵競逐文憑。

    相對的,左派的世界觀,需要懷疑既定觀念,需要辯證思考,才看得清楚變動世界的真相,它需要犀利的分析,複雜的論述,所以不易流行。

    「文憑主義」是什麼?我希望大眾不要人云亦云,一聽到有人套用耳熟能詳的名詞,便隨著起舞。必須先深入名詞背後的涵義,公共論述才能對焦。四一0 之後,我陸續寫了一萬多個字,分四篇文章回應19,旨在化解右派對廣設大學的質疑。

    為了具體說明這種偏左、非教條左派、又左右辯證的一貫立場,我在這裡摘錄當時一段論「文憑主義」的回應文字;同時也藉著它來呈現:在左與右,「真」與「擬善」的論戰中,「左」必須揭開複雜的真相,因而先天的處於不利的辯護位置:
所謂「文憑主義」一般說來有兩種涵義,第一種是人人追逐文憑的附加利益,文憑只是手段,有了「好的學歷」便可期待有「好的出路」。第二種涵義則來自傳統的士大夫觀念,空談理論不重實驗,重勞心輕勞力,好高騖遠,為高學歷而高學歷。
我認為第二種涵義的文憑主義其實因應外在條件而轉移,並不是什麼牢不可破的觀念。中國「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」的士大夫觀念之所以形成,是因為在科舉制度下,讀書考試係庶民階級欲晉身上層階級唯一的出路,眾人追求的不過是這種讀書的附加利益。而台灣幾十年來一般學生喜歡空談理論不重實驗,亦因為升學主義下考試領導教學,動手作實驗無助於提高升學機會,而學校又不重視實驗,設備尤其簡陋。學生不喜歡動手,是新近的外在條件所造成的,不是來自傳統的士大夫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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